施劲松：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写给《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林向先生，于9月15日去世，享年89岁。经《四川文物》授权，红星新闻特转载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四川大学历史系1990级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向先生）为恩师著作《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出版撰写的文章。本文原载于《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有删节。

林向，2009年于成都清江花园寓所

一

林向先生1955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在由徐中舒、冯汉骥等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中，开始了田野考古、研究和教学的生涯。林向先生历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集中在峡江地区、成都平原、岷江上游、金沙江与安宁河流域。

这正是探索巴蜀地区古代文化的四个关键区域：成都平原是巴蜀古代文化或说区域文明的中心；岷江上游、峡江地区、金沙江与安宁河流域都是沟通成都平原与外界的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的通道，其中，前两者对探索蜀文化和巴文化的来源至关重要，后者因联系着我国云南地区甚至东南亚而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林向先生曾在不同时期多次前往上述四个地区开展田野工作。

最早前往的是峡江地区。（上世纪）50年代林向先生参与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发现了著名的巫山大溪遗址以及大昌双堰塘遗址。通过对大溪遗址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林向先生最早提出了“大溪文化”的命名。（上世纪）80年代林向先生调查了三峡地区和川南的崖葬，就该区域的崖葬得出了完整、系统的认识。

在岷江上游，林向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调查和发掘石棺葬，并试掘了汶川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1980年，他又到汶川进行民族考古调查，采集了姜维城出土的史前遗物，以及羌族的口头传说。这些调查地点，后来都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在成都平原，林向先生（上世纪）60年代参与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古城址，其中如郫县古城和温江鱼凫城，在1995年后经发掘并被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宝墩文化的城址，揭示出了史前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林向先生（上世纪）60年代又调查了成都平原的窑址群和古墓葬，（上世纪）80年代考察了彭山汉代崖墓、邛崃邛窑窑址群、蒲江碑刻与石刻造像等。

1986年林向先生带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发掘，是该遗址历次发掘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发掘获得了从史前至秦汉的连续的地层堆积，为研究三星堆遗址及早期蜀文化提供了分期标尺。

在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林向先生（上世纪）70年代调查史前及汉代遗址，发现了大石构筑的墓葬并提出了“大石墓”的命名。此外，林向先生在西昌，以及成都和甘孜等地开展地震考古调查，在地震考古这一新领域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二

今天巴蜀考古的新进展离不开当年田野工作奠定的基础，林向先生所做的很多田野工作无疑具有开拓性。我至今还记得，1986年我们入学之初，林向先生在课堂上讲到了他带着几名学生在三峡进行考古调查的情形：深夜行进在沿江的小道上，由于不辨路向而止住了脚步，这时长江中一只行船的灯光正好照到前方，这才惊觉前方几步路外便是悬崖。

林向先生长期致力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探索巴蜀古史，他的研究探索有三个核心：蜀文化、巴文化和巴蜀文化。围绕核心，探讨三个文化的源流、内涵、特质、彼此间及与其他文化间的关系。具体的研究涵盖了巴蜀地区古代文化的来源、民族、宗教、礼俗、葬俗、艺术等。

对于这些巴蜀考古的主要内容，林向先生力图从不同的视角、利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民族学材料等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历程历经数十年，从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所收录的论著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脉胳。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在巴蜀地区的考古资料较为有限的情况下，林向先生的研究主要在四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第一方面是“早期蜀文化研究”。林向先生由周原出土卜辞中所见的“蜀”字入手，从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角度讨论成都平原、岷江上游、汉中等地的“早期蜀文化”，认为“早期蜀文化”与氐关系密切，但它又并非是只与某一族、某一国直接对应的考古学文化，而是一种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有特征性和地域性的青铜文化。这是林向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今天学术界对“早期蜀文化”也多持这种认识。

第二方面是对巴蜀地区三种主要葬俗的系统研究。其一是全面讨论了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认为大石墓是东周秦汉时期巴蜀西南徼外的邛人墓。其二是从岷江上游羌族民间流传的《羌戈大战》探讨羌族的原始宗教和迁徙史，结合对岷江上游石棺葬的考察，认为石棺葬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氐人而非羌人的遗存。其三是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研究峡江地区的崖葬，提出这是巴蜀境内獽、蜑民族的葬俗。

第三方面是对羌族民间传说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除上述对《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外，还收集整理了羌族的“创世纪”神话，深入发掘其中的历史价值。

第四是地震考古研究。四川西部地处地震带，开展这一地区的地震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林向先生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针对各种邛海地陷说，林向先生详细考证文献材料，再分析考古材料，最后从地质学的角度考察邛海的变迁，以多重证据和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辨明了邛海并未因地震而将城址沉陷成湖。

三

1986年三星堆器物坑的出土为巴蜀考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以此为契机，巴蜀地区不断有重要的新发现。而（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也成为林向先生著述最丰富的一个时期。这一阶段林向先生的研究集中于以三星堆为重点的古蜀文化。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陶质和青铜质酒器，林向先生结合文献材料和民族志材料，讨论了酒与巫术的关系，以及古蜀的酒文化。后又根据台湾阿美族的制酒方法，进一步讨论了巴蜀地区的酿酒技术与酒文化。过去很少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过如此专门、深入的研究，林向先生将考古、文献和民族志材料相结合的研究可谓别开生面。

更重要的是，林向先生并非只限于讨论酒文化，而是意在通过酒与巫术来理解巴蜀的“萨满式文化”。林向先生在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不久即提出，坑中埋藏的是用于原始宗教的遗物，那些失灵的灵物和神像被毁坏和掩埋，可能与古蜀国改朝换代时行巫术以厌胜有关。

这种关于三星堆器物坑及出土遗物性质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目前针对三星堆器物坑的性质已有10余种不同观点，但多属祭祀坑说。林向先生“厌胜埋藏”的认识是将器物坑置于萨满文化的背景下考察而得出的，它也得到了民族学材料的支持，这种研究方法和具体观点至今仍给我们以启迪。

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大量玉、石牙璋，此类璋类型众多、分布于东亚大陆并历时上千年。林向先生将这些璋定名为“中华牙璋”，并将夏商时期的牙璋划为分别以古蜀和西北为中心的南北两支。这是对牙璋所作的全面研究，并由各系统牙璋的异同、流布等讨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在这一时期，林向先生重新审视了蜀文化的整体面貌、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及古蜀文明的生态环境等。关于殷墟卜辞中的“蜀”，历史上有不同理解。借助三星堆遗址的新材料，林向先生认为以三星堆为都邑的蜀即为殷墟卜辞中的“蜀”，亦是商之西土，具备了文明社会诸要素的蜀文化同中原文化存在联系。它在江汉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水与周文化相遇。

林向先生对巴蜀文化区的生态与地理环境也作了考察，认为蜀文化的兴起、文化区的形成，以及蜀文化的特征等均与当时的人文和地理环境相关。从环境的角度分析蜀文化的发展进程是非常必要的，至此，林向先生就蜀文化所做的研究在涵盖面上已趋完整。

四

进入新世纪后，林向先生非常关注考古新材料，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也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这一时期林向先生的学术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文物研究。西南地区大量存在的青铜树即是其中一个重要专题，林向先生此时将这项研究的范围由三星堆扩展至我国西南、时代由商时期延至汉魏。其基本观点是，三星堆铜树表现了传说中的建木，反映的是树崇拜；川西南盐源盆地及贵州等地出土的战国秦汉铜树，反映的是树崇拜和太阳崇拜，并完成了由“神树”到“树神”的人格化转变，树上的马、虎、鱼等动物形象则与早期的龙崇拜相关。对“神树——树神”的崇拜成为巴蜀地区民族文化的特征。汉魏时期的铜树发展为“柱铢”，它虽根源于早期的信仰，但开始更多地表现金钱崇拜、民间神仙崇拜、道教和佛教信仰，其功能也演变成为主人升天准备的天梯。

第二方面是林向先生对蜀文化、巴文化和巴蜀文化的总结性认识，有两篇作品最具代表性。

一篇是《四川盆地巴文化的探索》。过去学术界受考古材料限制而难以确认四川盆地内的巴文化遗存，巴文化的面貌相对于蜀文化更为扑朔迷离。林向先生对巴文化一直有思考，但却很少专门论及。此时通过多年来对四川各地考古材料的研究，林向先生提出四川盆地和三峡西部在夏商和西周时期都只有“蜀”而无“巴”，东周以前的“巴”应在汉水流域和江汉平原；东周时江汉平原的“巴人”受楚逼迫西进，与蜀地的土著民族结合形成“巴文化”，进而与“蜀文化”共同形成了“巴蜀文化”。

另一篇是《“巴蜀文化”辨证》。该文以数十年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从“巴蜀文化”一词的最早出现到目前最新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分析和辨别“蜀文化”“巴文化”“巴蜀文化”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同时，明确了巴蜀地区古代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先蜀文化”、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以巴蜀墓葬为代表的“古巴国”和“古蜀国”境内的族群文化即“巴蜀文化”。

至于“巴蜀文化”中那些具体墓葬与具体族群的对应关系，林向先生认为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对于学界提出的“广义的巴蜀文化”，林向先生还认为，四川盆地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犹如一座水库，对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都取到了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等“水库效应”。这篇文章或可说聚合了林向先生此前巴蜀考古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林向先生的学术思想。

林向先生利用科学的方法对巴蜀考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巴蜀文化有系统的认识，这使得林向先生在“建构”巴蜀古史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巴蜀文化研究为主体的学术体系。在这一学术体系中，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个案研究，都时时显示出林向先生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维和渊博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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