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地道成都造，引领汉晋酒徒时尚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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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成都的“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展”上，一款西汉时期的鎏金铜斛酒樽曾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光。其下铭文“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字句，更是将该件文物与“成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没错，这正是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在成都一代的铜工制造机构西工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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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斛酒樽

“可以说这件皇家用品正是地道成都造，也可以推断成都接下了不少的皇家订单。”22日，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分会活动成都金苹果锦城一中的大家讲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如是说。还不仅仅如此，这类造型相近的酒樽在全国多地被发现，众多的画像石刻图案也呈现出各种不一的酒樽使用方式。

王仁湘直言，一款地道成都造，引领了汉晋酒徒的时尚风潮。

地道成都造被皇家青睐

“汉代人好酒，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故事，自称酒徒者不乏其人。”王仁湘说，好酒自然就离不开来酒具，而酒具也在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变化。

“商周时期为‘尊-爵’，汉代为‘樽-耳杯’，北朝、隋唐为‘瓶、壶-杯’。”王仁湘说，前两者樽为盛酒器物，如要饮酒，则需酒勺将酒具从酒樽中舀出，再倒入杯中，而后者则直接从酒壶倒入杯中，“后者可以说是酒具发展的一个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转变。”

↑大爵酒樽

王仁湘特别提到，汉代的“樽”可谓与成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去年成都的“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展”上，一款收藏于故宫的西汉鎏金铜酒樽，曾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光。“这款皇家酒樽就正是成都造。”王仁湘说，在汉代前后期间出土了不少的酒樽器物，但鲜有在器物身上留下铭文的，而该文物则罕见的发现了与其相关的制造信息，其中就提到，“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这正是在成都一代的铜工制造机构西工所作。

除此，值得关注的是河北邯郸张庄桥曾出土一款“大爵酒樽”，形制与鎏金铜酒樽全同，而铭文更让人振奋。同样提到“建武廿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字样。两件器物的制造年限也仅仅相差2年。

“这些物件都属皇家用品，可以大胆推测当时的成都接下了不少的皇家订单，成都造深受皇家青睐。”王仁湘说。

引领汉晋酒徒时尚风潮

通过两件器物的铭文对比，另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信息是，除了“建武廿一年、建武廿三年”等制造时间以及制造地外，还留下了相关的制作工人信息，“两个器物是都有相重叠的名字，可以说制作工匠也是名传千古，一传再传。”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当时的成都造也很讲究质量和工艺，有一种责任制在里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如果器物出现了质量问题，也能有踪可循，找到相应的工匠。”王仁湘说。

↑王仁湘研究员

除了注重质量外，“成都造”酒樽另一个重要意义则在于引领了汉晋酒徒的时尚风潮。王仁湘介绍，这类造型相近的酒樽在全国多地被发现，众多的画像石刻图案也呈现出来各种不一的酒樽使用方式。“有下棋喝酒的场景，有杂技表演喝酒的场景，还有一些聚会的场景，以及一些生活场面等等，各种各样，画像也非常的生动，不敢断定这些器物都是成都造，但可以去推测成都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白各有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汉乐府歌辞《陇西行》中的歌辞，可谓生动地描写了主人招待客人的饮酒场景，装着清酒和白酒的形态各异的酒樽就正在这样的场面中。

“一款地道成都造，引领了汉晋酒徒的时尚风潮。”王仁湘说。

【专题：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

成都商报记者杜玉全摄影报道

编辑杨渝彤